军校的学习与生活  敌营学剑
　　中学毕业后，我想报考医科大学，但未获推荐，被剥夺了应考资格。为了能免费学习，又可以不当“国兵”（在伪满洲国服役的士兵），我听从大哥的意见，报考了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一所对考生身体、文化要求都很严格，录取难度较大的一所军事学校。没想到，我考试合格，竟然被陆军军官学校录取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收编和组建了伪满洲国军队。为了用武力保护其侵略得来的土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以巩固其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培养忠于日伪、具有现代军事技术的军官，强化伪满洲国军队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用心之下，由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首都”建立的。命运驱使我在这一鬼域中开始了长达四年四个多月的习剑学武生涯。
　　1941年4月1日，我只身一人从北安坐火车来到长春。当时有条大同大街（后称“斯大林大街”）纵贯南北，可奇怪的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竟然保留着香烟缭绕的“孝子坟”。中央银行以及伪满各大部的大楼林立，街上军警一队队走过，伪“皇宫”更是戒备森严。军校在二道河子以东二十多里的拉拉屯，除了一座办公楼和武道场（学校操练的地方）、俱乐部等大型建筑外，全是一批批红砖平房连舍，让人感觉这里不是学校而是一座军营。
　　报到后，我被编入预科第二连第四区队。校长南云亲一郎中将（日本人）、连长张挺上尉、区队长王景发中尉、“指导生徒”（日本人的叫法，是指导学生日常生活的上级生）苗秀成，这些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张挺和王景发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而张挺更有一层特殊的身份，他是清朝遗老张彪的孙子、溥仪少年时的好友，据说他可以随时出入伪“皇宫”。苗秀成是二年级学生，是专门派来指导我们内务的，他的权力也很大，并不比当官的小多少。
　　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军校是完全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建立的一所一流的正规军校，学生入学首先要学两年预科，主要学习数、理、化等将来学习军事专业课必备的基础课；同时，还要学习伦理、历史等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社会课。因为中学时我的数学基础差，现在要学微积分、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高等数学，感到特别吃力。再加上开始我们听日本教师讲课时，无异于“鸭子听雷”，只能靠死记硬背，硬着头皮学下去。上午文化课，下午上术科。两年里，我们学习了步枪、轻重机枪射击，还学习了马术、枪剑术、体操、游泳等。每天中午都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上午下课后，我们就得马上抓紧准备下午的训练。
　　我最喜欢上马术课，上课之前要自己到马厩去备马。我们得先学着接近马，这时脸上要露出笑容，用手轻轻地拍拍马的肩胛表示善意。然后，把鞍子轻轻地搭在马背上，扣紧肚带，调整好马镫，把笼头套在马头上，用手轻轻扒开马嘴，顺势把嚼子给带上。开始站在高头大马跟前时，我总是胆颤心惊的，生怕它转身给我一蹄子。训练开始了，慢步、正步、跑步……有的人肚带勒得不紧，刚跑起来就翻身落马了。有的人缰绳没勒住或两腿夹得不紧，在奔跑中“唱了出《落马湖》”。当几十匹高大的洋马从身边甚至从身上一跃而过，真的是好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有时教官发善心，还领着学生骑着马排成一字纵队到处去风光。课后，我们还得自己把马牵回马厩，卸下马鞍和笼头，再去拍拍它，表达感谢和再见。就这样，一堂生动有趣的马术课结束了。
　　预科除了练兵场上的项目以外，也到外地去实地演练。有一次，我们到内蒙的葛根庙去实地演习，教官命令我做“假设敌”，事前埋伏在山岗下，教官举旗，我就必须立即出现。葛根庙是一座白色尖顶、具有蒙古独特风格的喇嘛庙，盛夏繁茂的树木花草、蓝天白云把庙宇衬托得煞是美丽。我不觉为之心动，于是就埋头作起画来，把当“假设敌”的差事忘得一干二净。教官几次举旗，我都毫无反应，一堂训练课叫我给弄砸了锅。教官暴跳如雷，大声训斥了一顿，庆幸的是他并没有“赏”我耳光。
　　预科毕业，后来与我成为一生挚友的李凤桐和我因成绩优秀被派往天子脚下的“御林军”——禁卫步兵团去“队附”（实习的意思），实习军士业务。三个月后回校入本科，由“红板”（肩章的样式）换成“中士”肩章，由“生徒”（对预科学生的称呼）改称“军官候补生”了。本科主要学习战术学，还有射击学、兵器学、筑城学等军官必需的军事专业课。我们还要进行实地测量，学习绘制地形曲线图，并且进行迫击炮、山炮以及手枪等实际射击训练。更多的是举行实地战术演习，根据课堂书本上学到的战术原则到现实的战场上去，在山地、河流等地形地貌下，看你怎样排兵布阵。
　　1945年2月，近四年的校内学习结束了。我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名，同第一名的李凤桐同在毕业典礼上接受伪满“皇帝”奖给的一块银质怀表。后来，我在华北联大一次支援前线大会上，把它捐献出来，支援解放战争了。
　　毕业以后，我们还要到部队去见习半年才算最后完成了全部学业。李凤桐和我又被派到伪禁卫步兵团见习，我们都被任命为当年的新兵教官。每天出操，教官首先布置训练科目，提出要求和实施方法，各班助手分开进行具体的训练，由教官检查指导，最后讲评。我的几位助手都是有经验的班长，不用我费心，都能按要求完成。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整天在练兵场上摸爬滚打，士兵感到很苦很累。我带着共产党的“团结士兵，准备反攻”的指示（那时我已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经常主动接近和关心他们，时常和他们谈心。所以，我和他们虽是官兵关系，但情同兄弟，相互可以信赖。1945年7月下旬，我们正式任伪陆军少尉，到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严酷的统治，艰苦的训练  敌营学剑
　　四年的军校生活给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思想统治极为严酷，训练艰苦，管理也极其严格。每周我们都有一次精神训话，每天早上要捧读“诏书”，遥拜“皇宫”，参拜供奉日本“天照大神”的元神殿。此外，学生的课外书籍需经连长检查盖章才允许看。日本侵略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奴化教育。那时，我们冒险偷着传阅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禁书，都是在夜里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偷偷看的。
　　最为辛苦的要数军训课了，一堂军训课下来，我们全身都要被汗水浸透。上枪剑术课时得喊破嗓子，还要跺得脚底板疼。特别是严冬清晨，我们都光着脚站在“武道场”冰凉的地板上，双腿冻得麻木，缓过来的时候痛痒难忍。还有一个训练场地是四五层楼高的“天桥”，只有二十多厘米宽，我们必须挺胸直视勇敢通过。曾经有一位胆小的同学，口袋里揣着“绝命书”硬着头皮往前走。最为艰苦的是长春至吉林75公里的急行军。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身上穿着棉大衣，携带的背包、钢盔、帐篷、炊具、步枪等全副武装有几十斤重。我们除了必须一路小跑外，中途还要进行战斗演习。晚上就在旷野露营，几个人把背包上的帆布打开连在一起搭成一个帐篷，卸下背包上的饭盒，按刻度放进生米和水，架在干柴上烧饭。饭后和衣躺在帐篷里，汗水湿透棉衣，躺下来冰凉刺骨。然而，经过一天超负荷的奔波劳累，我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很快地睡去，准备第二天黎明继续前进。
　　课余游戏本应是轻松愉快的，但根据军人的特殊需要，也常常是大运动量的，直至拼命式的。比如两队学生玩“棒倒”比赛，一队人紧紧握住一根立着的大杆子，另一对人猛冲过来，两队人混成一团，人拉人、人蹬人，直至踩着人的肩膀、脑袋蹿到杆子顶上，猛用力把杆子摞倒。每当胜利时，大家都会发出一阵欢呼。冬天下了大雪，天不亮就爬起来，上千名学生在荒郊野外围成一个上万平方米的大圈子，逐渐向里压缩，大声喊叫。军官骑着马在圈子里左右驰骋，野兔被惊起，四处奔跑。圈子越缩越小，野兔跑到哪里，哪里就用竹剑一路狂打，那些无法突围的，就成了我们的胜利品。这样我们就有一道美餐摆上餐桌，野兔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这个过程也够累人的！如果那时知道残杀动物是破坏生态平衡的话，心里也会酸酸的。
　　军校内务管理之严格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一切活动包括吃饭、上讲堂一律排队跑步。吃饭要挺胸坐好，默祷后才能动筷。晚间学习得把椅子靠近桌子端坐，看书专用架板与眼睛保持30厘米距离，绝对不许交头接耳或发出任何声响。睡前站在床前集体边喊号边干布磨擦（指擦干身体）。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我们就得从床上一跃而起，把窗帘“刷”地一齐打开，一两分钟后已经在宿舍外整队开始早操了。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被服箱里的衣物必须按照规定摆放整齐，武器和物品要一尘不染，衣服叠得要见棱见角；见到军官要立正敬礼，遇到上级生要在行进中敬礼，进长官室必须大声喊“报告”。如果遇到上级生没敬礼，轻则挨训，重则挨打。为了报复日本学生，我们常在不明显的地方走，有的日本低年级学生本来就近视，看不见，结果没有给我们敬礼，我们上前就打耳光，还要大声教训他们。
　　内务规定由学校派来的“指导生徒”贯彻执行。除了上课以外，他无时无刻不和学生们在一起，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遇有违规还要进行体罚、大声训斥，打耳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学生与其说怕区队长，不如说更怕指导生徒。我在入学第二年也被派去当了新生的指导生徒。有一位叫周梦龙的同学，1995年写了一本回忆录《86号飞行员的足迹》，这本书中有一段关于我的记述：“指导生徒李宝库是从三期生中派来的，他这个小伙儿，年轻、白净、漂亮，举止文雅、细致耐心，冷眼一看，倒有三分女孩气。但他对后辈却更像一个小老大哥，很快就取得了我的尊敬……有一次，邻桌的同学递给我一个纸条，问数学题做好了没有？我摇头。恰好这个动作被指导生徒从窗外看见了。李指导问：’今天晚自习，谁说话了？’结果无人承认。‘周梦龙，你说话了没有？’我立正回答：‘没有。’‘你撒谎！’他上来就是一拳头，把我打倒在旁边的床上。一个同学立刻举手喊：‘周梦龙没有说话，是我写的纸条……请打我。’李指导说：‘以后注意，上自习摇头、写字条都不可以。’看，就这样严！
　　压迫越深，反抗愈烈  地下星火
　　“压迫越深，反抗愈烈”，这是日本侵略我们时的最佳写照。我们每天利用在院中列队行进的时间，高唱《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日本人还以为我们在唱日满军歌呢！20世纪80年代，原军校日本学生访华，有人竟唱起歌颂敌伪的军校校歌，我们立即以当年的气势大唱《满江红》，闹得已经满头白发的日本学生们莫名其妙。
　　在校内，秘密的革命活动接连不断。一方是受共产党影响的“神州同盟”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军校十师生”从事革命宣传组织活动；另一方是受国民党影响的一批同学也在开展活动。毕业前夕，其领头人张宝重被宪兵队逮捕，当时连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学校总干事找我谈话，之后又把我带到宪兵队去询问，什么情况也没问出来，日本宪兵特务只好不了了之。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下，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们，为了反抗侵略和奴役，追求光明和自由，做出了杀头、坐牢、随时准备牺牲的重大抉择。
　　
　　地下情报小组——“军校十师生” 地下星火
　　原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日本师生访华团一行于1984年8月抵达北京。事前我从有关方面得知，该团成员之一，原伪军校第三期本科连连长井上励，指名要约见李凤桐和我。出于礼节和中日友好的考虑，我俩按约定的时间会见了他。井上励向在座的日本师生介绍说：“这两位就是当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恩赐赏’（日本称皇帝奖赏为恩赐赏）的第三期毕业生李凤桐和李宝库君。”日本客人随着井上励的话音，向我俩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人甚至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井上励面带喜色，身有余荣，洋洋自得。但是，这位连长万万不会想到当年在他严密监控下的连队里，竟然潜藏着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小组，特别是作为“军国股肱”的一名“恩赐生”，竟是这个秘密组织中的成员。
　　原来我们第三期生在1941年入学之初，常吉等同学在党的影响教育下就秘密组织了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的“仙洲同盟”。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日伪军利用叛徒、特务诱捕，制造了“12.30”事件”。常吉、孟宪昌等同学被捕入狱，陈东升同学在被押送途中自撞火车壮烈牺牲。但是，同学们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经过一段时期的隐蔽之后，1943年，曾参加过“仙洲同盟”的徐尚丰、冯志良和范迪厚等同学，联络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同期生田羽（蓝中玉）、白山（向恒明）等又恢复和组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秘密小组，积极培养和发展具有爱国思想的刘同仁、阎凤桐、刘运昌参加小组活动。
　　我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受日伪奴化教育，可以说只读书，不知民族和国家，甚至一直在做着“学而优则仕”的“南柯美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法西斯残暴统治的现实，使我逐渐醒悟，乃至对祖国的前途命运陷入深深地思索之中。在田羽、白山等进步同学的帮助下，我在沉沉的黑夜里窥见了延安窑洞的灯光；在对中国两个战场的对比中，认识了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在我迷茫的头脑中，吹进了一股革命真理的清风，我也毅然参加了秘密小组活动。我们一边秘密学习先进思想，一边积极寻找共产党的领导，终于找到了当时任战术教官的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春组的地下情报人员佟志杉同志。
　　1944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在长春绿园佟志杉同志家里秘密集会。佟志杉同志向我们宣布：长春组经考察了解，认为我们这批青年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抗日坚决，在日伪统治下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满抗日，是一批难得的好青年，因而决定吸收我们为长春组领导下的“军校十师生”地下小组成员，并由佟志杉同志具体负责同小组的联系。佟志杉同志传达了上级组织给我们下达的三项任务：一、在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掌握作战本领；二、毕业后到部队团结士兵，掌握武器，准备配合主力对日反攻；三、搞些情报工作。
　　我们有了党的领导，小组奋斗的方向更加明确，工作更加积极，读书活动也更加活跃了。1945年2月毕业前夕，我们再次在佟志杉同志家秘密集会，具体讨论了毕业后如何落实党的指示，以及分赴各地后相互联系的问题。之后，我们小组的9名同志满怀革命激情和团结抗日的壮志，奔向各自的实习部队。
　　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到部队不到半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了。此间，我们小组的同志在不同地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各自采取了行动。范迪厚在拉古哨水电站伪高射炮营，会同其他军官将值班的日本军官击毙，宣布起义，率全营四百余名官兵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刘同仁在林口伪步兵28团，光复前三天将日本军官击毙，并率其部加入了我民主联军；蓝中玉、白恒明等打入敌军从事秘密工作，为我军1946年解放长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伪禁卫步兵团。利用对新兵教育的机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1945年8月14日，随部队起义；阎凤桐同志在日军投降后，同我一起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不幸在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
　　解放后，除了阎凤桐烈士牺牲，佟志杉同志于1947年在哈尔滨执行党的任务过程中不幸病故外，当年的“军校十师生”中其余的八位同志，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岁月无情，自然规律难违，时至今日，我们当中又有六位同志先后逝世，现在只有范迪厚和我依然在世，但我们也是风烛残年的垂暮老人了。我们都不改革命初衷，衷心祝愿国运兴隆、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热切盼望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日益发扬光大，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加灿烂辉煌！
　　                                            
　　战场上迎来22岁生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那十几年的光头也开始留起了长发，脱掉禁锢身心的戎装，换上了舒适的便服，让人心旷神怡，精神大振。田羽、白山、阎凤桐和我在石迪和佟志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和青年读书会的学习宣传活动。不久，田羽和白山留下来继续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我与阎凤桐经长春市委介绍，于1945年10月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当时，国民党从天上、地上和海上大举运兵，急于抢占东北。我党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大批党政军干部，坐车、骑牲口甚至徒步日夜兼程赶赴东北，我们部队就是以这些老干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卫军司令员是原抗联将领周保中将军，我所在的吉长部队营以上干部也多是老区来的。部队驻地在长春以西的双城堡，当时长春由苏军占领，缴获日本的大批轻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我们的军械库。我们的袖标上红下白，用中俄两种文字标出，在政治处工作的伪满建国大学的同学懂俄文，遇上苏军能够沟通，便于合作。我和阎凤桐被分配到吉长部队参谋处任参谋，还有军校下期一位老弟李春祥也在参谋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扩军、训练和对付当地被中央军收编的土匪部队。
　　1945年12月15日凌晨，天还没亮，傅根深政委把我唤醒，通知我作为通信参谋，随郭文献副司令员率领一营去杨大城子参加战斗。我马上从炕上爬起着装，阎凤桐则在昏暗的灯光下，急着为我准备战斗地区的军用地图。十几分钟后，我已骑上政委为我找来的军马跟着副司令员随部队出征了。下午进入阵地，战斗随即打响了。郭副司令员是三五九旅的老干部，身经百战，他就站在卧倒的战士身后，操着江西“老表”的口音，喊叫着指挥战斗。我紧跟在他的身边，只听敌人射来的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本来听到枪声我也是害怕的，但站在这位勇将的身边，胆子也壮了起来，无所畏惧了。经过激战，入夜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斗。杨大城子守敌被击溃，俘敌二十余人，缴获汽车3辆。这一天恰是我22岁生日，这场胜利的战斗，成了我的生日贺礼。
　　（作者李春系社会与人口学院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