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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风采

我和军工厂的不解之缘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访解培才同志

  问: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爭的重要部分。你参加了抗日战爭,你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参加抗日战爭呢?
  概括地说,就是家仇国恨。
  我七岁时(1937年)和奶奶、母亲还有一个表叔从安徽回山东省东平县老家,走到蚌埠时,正赶上日本飞机来轰炸。我看到许多被炸伤的老百姓满身是鲜血,被抬到医院。这件事使童年的我产生了对日军的仇恨。尤其是这次飞机轰炸吓坏了我的奶奶,她病在了回家路上。走到山东济宁时,病情越发严重,找医生给她看了病吃了药。再继续往家走,到汶上县时,奶奶就断气去世了。我们非常悲痛,是哭着回到家的。这件事使我幼小心灵十分愤怒,更恨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8月17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东平县城,对老百姓是无恶不作,到处烧杀奸淫,任意抢掠,有许多村庄让他们糟踏得惨不忍睹。我当时听说的许多事件都与新编的东平县志相符。其中日军于1939年4月22日包围了林马庄,抢衣抢粮抢車抢牲畜,挖出被杀死人的心来畏狼狗,遭毒打的百性有250多人,被奸污的妇女14人,烧毁房屋765间。……
  上述桩桩事事,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使 我这个儿童少年,与广大中国百姓一样,能不仇恨日本鬼子吗?在八路军和抗日县政府的教育指引下,我于1944年5月参加了八路军,一个心思地要保家卫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的岗位是在军工厂制造更多更好的武器送到前线,更多地消灭敌人。
  问:你参加革命后进了军工厂,那是一个怎样的工厂?
  我参加革命是从游击区转到根据地的。当时东平县政府要送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一批小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初中学生、多年私塾生等)到根据地受训。我父亲在抗日县政府工作,在我要求下他同意后也给我报了名。共有五、六十人。受训后,我被分配到前线青年队,很合我的心意,十分高兴。第二天刚要起身到部队时,有一个骑白马的人来到我们住处,他自我介绍说:“我叫赵慕三,是东平县人,我哥是东平县抗日县政府县长,我是军工炮弹厂的厂长。欢迎大家到炮弹厂工作,……”。经过他的动员,立即就有几个人报了名。我一心一意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就没有报名。他对我说:“你叫解培才,我认识你父亲,叫解庆芳,你是初中学生,炮弹厂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不是要消灭日本鬼子吗?好,到炮弹厂多多生产炮弹,就能消灭更多的本日鬼子。”他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就立刻报名随他去了炮弹厂。就是这样我进了军工厂。
  这个炮弹厂很了不起,为抗日战争生产了不少武器。
  1938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115师到冀、鲁、豫三省一些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当时正规军和地方武装都非常缺乏武器,需要建立生产武器的军工事业。115师343旅在东平县金山镇成立了金山修械所(后改称金山军工厂),修理损坏的枪支和生产手榴弹、地雷、刺刀,还复装子弹(把从前线回收的子弹壳再装上火药和子弹头。)开始时规模很小,只有30多人,后来逐步发展成大的企业。
  1940年,这个所在物资匮乏、缺少火药、没有相关数据和资料的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经过拆开从日军手中得来的迫击炮弹,研究出它的结构原理和尺寸,终于制出了迫击炮弹,投入批量生产。
  1941年1月8日,鲁西军区七团在潘溪渡伏击日军缴获一门九二式步兵炮(这是当时在敌人碉堡和炮楼林立情况下,敲掉敌人“乌龟壳”的重要武器之一),但是没有炮弹只好把炮埋在地下让它先睡觉。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前线指战员强烈要求赶快自己生产炮弹。1942年,司令部下定决心自己制造,把任务下达给修械所(金山军工厂后续厂),由所长和政委带头组织了一批技术能手,日夜精心研究、测绘炮膛、绘制图纸、研制炸药、改进设备、收集相关物资、(如紫铜、芒硝等)。最后终于制造出三发炮弹。试射时都没爆炸。再经研究改进,又生产出三发炮弹,这次试射全都成功,立即投入批量生产,不断供给前线,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军民中流传着“八分区(冀鲁豫八军分区)两大宝,七团和大炮”这样的佳话。为此曾思玉司令员在解放后专门写文章回忆了这件事。他在文章中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用土机床和土办法造出九二式炮弹,像神话但不是神话,它是我们后勤干部、工人、战士共同奋斗的结果,……这是多少人的心血的结晶,这是敌后平原根椐地条件下兵工史上的奇迹。”他还于1986年写了“敌后艰苦创业,为人民立战功”的题词。
  1944年又研制出更重的七五式山炮炮弹。有了生产九二式炮弹的经验,克服生产这种炮弹困难的办法就更多了。
  总之,平均一年半就研制出一种新炮弹,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参加革命时,这个厂已经是一个专门生产炮弹的军工厂。名称为“冀鲁豫军区军工部兵工三厂。”有470多人,是当时军工厂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工厂。后来还盖起了自己的厂房。
  在抗战期间,这个军工厂与其它军工厂一样,随着战爭形势和武装力量的变迁,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扩展、缩小(因日寇蚕食扫荡)、再扩展,军工厂也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变成游击工厂,最后到更大的集中;从在农户家生产,到有自己的厂房;从用人力到用机械力(汽車发动机、蒸气机)。是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步步发展起来的。
  问:根据地的军工厂在困难环境中取得这么大成绩,靠的是什么?军工厂的生产生活是怎样的?
  我认为那时的军事工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靠的是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建立和发展军事工业,首先要靠老百姓大力支持。
  建设初期要动员人民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许多能工巧匠放下谋生的话计,参加了八路军从事军工厂的建设,有铁匠、木匠、铸锅铸农具的匠人、制造木棒锤或木称(衡器)的匠人,以及农村的小打炉师傅……,还有企业的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等。有的人捐款捐物,把自己的打铁炉、机床、工具、材料献给工厂。可以说,是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建立起军工厂。
  生产子弹、手榴弹、地雷及各种炮弹,需要火药,制造火药必须有芒硝。恰好东平湖一带农民历来用盐土熬制小盐,其副产品就是芒硝。这就需要动员农户生产更多芒硝来支援军工生产。
  工厂所有活动也都是在老百姓支持下进行的。例如,工厂到一地,常常是同时在几个村住,每村又分几处,干活用的是农民的房子,职工也分别住在农户中。工厂中有不少活是由民工担任的,如摇大轮(带动机床)厂内运输等。工厂的保卫工作也要靠老百姓,你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工厂,生产活动动静这么大,能不被敌人发现和破坏,靠什么?靠老百姓保密、保卫。所以为达到军民合作一心,我们进农户首先做的是扫院子、担水,日常还要帮房东干许多活;都要和村政府及民兵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一起动员组织百姓支持工厂生产和生活,一起挖地道,一起站岗放哨。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革命的同志呀,大家要切记,盘查可疑人呀要留神,特务的破坏办法多,他们是,破坏抗日的政府,瓦解革命的队伍,要警惕!”这首歌,儿童唱、妇女唱、老头老太太也唱,大家都唱。这就是深入细緻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很好的一个例证。
  从工厂内部看,也要动员组织职工完成各方面的工作。
  我进厂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学习的不是生产技术,而是受军训学打仗。那时要求职工要做到“拿起枪会打仗,拿起工具会生产。”每个人都有枪有手榴弹,每天轮流站岗放哨,既是工人又是战士,连编制都是按连、排、班制。反扫荡时,把机床、工具、半成品和原材料等,都藏入地下,立即拿起武器去打仗。
  在生话上也要动员组织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如粮食不够吃时就动员大家挖野菜;当时大家身上穿的是破旧衣服,到冬天发给每人一件长棉袍,白天穿在身上取暖,晚上就把棉袍当被褥,腿伸进把袖口扎起来袖筒里,就这样连铺带盖睡觉。再如,当时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两班倒),有时还要加班或连轴转(连干几天),困了合合眼再干。最紧张时,前线的人等在厂里,生产完成一发炮弹就马上运走一发。在生产中的困难就更多了,主要是缺少物资、数据资料和好的生产环境。
  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生活当然困难很多,但是都被军工战士克服了。如生产炮弹需要很多火药,首先靠自制黑色炸药。生产时配料后要碾压。厂里没有正规碾压设备,就采用土办法用农村的石碾来碾压。我们的老药工霍守涛一直担任这项工作。有一天他正在碾压火药时,突然发生爆炸,碾房顶被炸飞了,小毛驴被炸死了,老霍在爆炸时被小毛驴挡住,虽然沒有牺牲但也被炸的滿身是血。正当人们着急找担架时,正好来了个娶媳妇的花轿,新娘毫不犹豫地从花轿中出来,让老霍坐上轿子去医院。老霍被人架着上轿时嘴里还说着:“你们这是要把我这个老姑娘嫁给哪家的棒小伙?”老霍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正是代表了军工战士面对各种困难的精神。
  黑色炸药的爆炸效果不如黃色炸药(苦味酸)等高级炸药的效果好,但是制造很难,从敌人手中取得也很难。怎么办?就采取收集敌人未爆炸的大炸弹(飞机轰炸用的),把炸药挖出来用。有一次,当地农民从农田里挖出一个大炸弹,厂里如获至宝,它的炸药能装成几十发九二式炮弹,就组织人挖炸药。要首先卸下它的引信(弹头的发火装制)。但是这个炸弹在地下埋的太久都锈死了,怎么也卸不下引信。老班长王久君和兰志兴两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旷野里硬是用大铁锤砸开了弹体,除掉了引信,挖出了炸药。他们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正是代表了军工战士战胜各种困难大无畏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在军工厂还要动员组织职工进行技术革新,包括产品革新、设备革新、工艺革新、工具革新、材料革新等等。例如产品革新,除了上述开发炮弹的大项目外,还有许多小项目。如把迫击炮弹弹尾的四个翅改为六个翅(为增加发射后炮弹飞行的穩定性),把九二式炮弹的发火构造从按重锤原理改为按惰性原理(可调整爆炸时间)。再如工具改革,为了提高和保证炮弹的质量,自制了许多检测专用量具,既能保证质量又能減少检测时间。工艺改革项目最多,从改革卡具(把炮弹零件毛坯夹在机床上)到改革金属切削刀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上是我们军工厂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军工厂的生产、生活情况。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产、生活、学习和成长的,它锻炼了我,使我从一个农民、学生,变成了革命战士、军工工人,从学徒成了工匠,从普通群众成为共产党员,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很重要,我永遠牢记这段终身难忘的经历。
  问:你的成长除这些环境因素外,还有什么重要因素影响了你?
  那就是军工厂同志们的深情厚意。
  我们厂有厂歌,歌词是:“我们的队伍是战斗的学校,我们的工厂是革命的家庭,我们是一个铁的集体,不分南北不分东和西,生产生活战斗在一起;我们是一个铁的集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生产生活战斗在一起。”这首歌充分体现了当时军工战士间的革命同志关系。说到这里,我要说一说帮助我最大的几位同志。
  我有三位师傅。第-位是锻工(打铁的)师傅李存良(也是我们的班长),他是38年参加革命的老工人。他教锻工技术的特点是:从认识锻工工具开始。当时锻工有四大类20多种工具,如锤子、钳子、錾子、冲子……等,各有各的用处。这一下就把我小看“打铁的”思想打消了,虚心认真地跟他学技术。我跟他学会看火、打锤、掌钳、锻焊、下料、淬火、退火等技术。尤其是学会了锻制机工用金属切削刀具和焊刀片的技术。(与此同时我还学会了打榔头、剔錾子、端锉刀、开冲床等钳工技术 )
  第二位师傅是车工师傅高恒波,他是从济南工厂来参加革命的,車工技术很高。开始时,他操纵车床我帮车(干一些服务师傅生产的工作),他看我有文化、虚心学技术,还会改刀和焊刀片,很喜欢我,很快就鼓励和指导我独立操纵车床,先切削简单的粗活,逐步加工精细复杂的活。他通过改进刀具(研制和使用样板刀)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质量和效率。这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改革刀具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手段。我跟他学会了加工各种内外园、内外螺纹和多头螺纹、不同形状的螺纹(尖形、方形、马牙形),以及磨制各种车刀。
  第三位师傅叫张尚武,他是从敌占区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是一个机、钳工全能的师傅,是我们班的班长。那时我已经被评为工匠独立操纵车床,不是他的帮车,但我还是把他当成师傅。他教徒弟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大修刚从敌占区得来的锈迹斑斑的车床,让徒弟们认识车床的运行原理、组成结构、各部分功能以及各个零部件的作用和要求。通过这次大修,使我对机工(操纵机床切削各种毛坯加工成各种零件的工种)有了深刻的了解,不仅能使我更熟练地操纵车床,而且还在张师傅的指导下很快学会了操纵铣床、刨床和钻床。同时跟张师傅学会了一些机修技术,如光轴(使受损凸凹不光滑的車床主轴更光滑)、研磨(找到轴瓦与轴接触不良之处和两者磨合)、刮瓦(用刮刀刮掉轴瓦中高出部分)、铲床面、镶齿等。在跟张师傅制造锅炉进水阀(也称水吹子)的过程中,学会了绘零件图和简单的结构图。他使我学到了机工更深层次的知识和技术。
  从以上三位师傅培养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在革命工厂里,这些有高超技术的师傅,为了抗战胜利,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技术,尽快耐心无保留地教给徒弟。这是深情的同志式的师徒关系,是革命大家庭中新式的人与人间的关系。
  在厂里,厂长和政委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厂长为我们几个青年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成长路线:目标是培养成优秀的机工,但在正式学机工前,先要学锻工和钳工,待到掌握了机工必须掌握的锻、钳工技术后,再来正式学机工技术。这样就为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机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们的政委叫齐新华,是从部队调来的。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除教育我认真学习技朮和努力生产外,他还鼓励我大胆在班生活会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排会、连会、厂会上大胆发言;让我担任工人学文化的算术教员;让我在俱乐部里写黑板报;让我教唱歌曲、指挥唱歌和集会时拉歌;让我参加演话剧《参军》、歌舞剧《兄妹开荒》。尤其是他找我个别谈话,给我毛主席著作,启发我的政治觉悟,提高对党的认识,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我正是在他的教育和鼓励下,与194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上说明,革命的军工企业,真正是团结成一体的革命大家庭,战斗的大集体,革命的大熔炉。
  最后我要说,在抗日战爭时期,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在斗爭中我得到了成长,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为我以后在解放战争中的奋斗,打下了基础,也为我一生开了个好头。我永遠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不会忘记我们军工事业在对日斗争中的贡献,不会忘记帮助、教育我的军工同志。
  这就是我这个离休教员在抗日战爭胜利70周年所要讲的。谢谢你们对我的专访!
   采访:程楠、冉龙静、魏春萍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生党建工委)
  整理审稿:姜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2015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