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45年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我10—18岁），正在小学、中学读书，现在仅就日伪统治下学生境况和少年时的见闻，做一片断回忆。
　　一、中国之大，无论城乡竟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章丘县相公庄镇桑园庄村聚张庄，聚张庄是个小村，在相公庄和桑园庄之间，相隔只有一、二里。村民多是打铁和务农，少数识字者外出做买卖（商人）。祖父和父亲自清朝末年开始“闯关东”，先后在哈尔滨和宝清县开铁匠炉。祖父、父亲都没念过书，深知不识字的难处，所以在1935年春，便送我到桑园庄小学读书。到1937年三年级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兴趣正浓，成绩日益长进。可是好景不长，这种梦寐以求的平静的学生生活，却被日军的炸弹摧毁了。
　　（一）日本飞机轰炸章丘城，学校停办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打过黄河，占领济南。一天早晨刚起床，听到轰轰几声巨响，震得大地颤动，很快得知是日本飞机轰炸章丘县城。我跑到学校，见学生不多，有些老师没来，只有住校的李东晨老师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李老师家住北山某庄。大家帮助李老师把行李和书籍装上驴驮子，送到北门外，依依不舍地与老师告别。李老师含着眼泪说：“同学们，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工作多年的学校，你们都先回家去，过一段时间，看看局势的变化，如无大问题，我还会回来的。大家看着李老师离去的背影，不由想起李老师教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三年的小学生活，就这样被迫中断了。谁知与李老师的这次送行，竟成为永远的诀别。
　　（二）日军“扫荡”北山村，李老师惨遭杀害
　　1938年以后各地抗日武装团体，逐渐蜂起。有的叫“便衣队”，有的叫“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北山一带。这时侵华日军小股部队不敢下乡，采取大部队实行“三光政策”，到处进行残酷“扫荡”。有一天，听说昨晚日军从明水火车站向北山开过大批部队，有机枪大炮，从附近走过，不知哪庄又要遭殃。村民们正在疑惑之际，突然听到北山腰枪炮齐鸣，声如爆豆，不一会看到一个山村起火，浓烟滚滚，很快临近的村庄也火光冲天。此时几个同学在议论李老师就住在那一带，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大家都为之捏一把汗。不久，听到北山下来的人说，这次鬼子洗劫了几个村庄，死伤许多人，房屋也烧毁不少。同学们忙问李老师怎样？来人说：李老师在日军开火前，本已跑出村外，后来见无动静，听说村里还有人没出来，想回去找人，刚一进村，便被鬼子机枪打死在街道上，同学们听后，都在痛恨日军的暴行，为李老师之死流下悲痛的热泪。
　　（三）亲眼目睹日本飞机向相公庄扔炸弹
　　离家二里地的相公庄，是章丘城东一大重镇。日本鬼子来后，相公庄就是必争之地。记得在日军轰炸章丘城之后不久的某天下午，我因辍学心情十分烦闷，正在村边“王家老墓田”的石堰上闲坐，还有乡邻改爷也在旁边。这时，突然发现西方白白的天空出现一个黑点在移动，飞的不很快，响声由小到大，原来是一架蜻蜓式的飞机。当这架飞机飞到相公庄东南角时，猛然向下一沉，落下一个黑物，接着一声爆炸，远远看到城墙东南角外升起一股浓烟，然后飞机朝东而去，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日军扔炸弹的情景。很快全村的人们都跑到村外打听扔炸弹的事。这时听到从相公庄过来的人说：当日本飞机飞到相公庄城边学校上空时，见学校里有不少人在跑动，便投下一枚炸弹。这枚炸弹没有落在城墙内，而是落在城外的道上，把一位拾粪的老人炸死了。真是“祸从天降”！
　　（四）“杀人墓田”真的杀人了
　　1938年夏初，正在小麦抽穗扬花时，各家都在忙着给小麦浇“灌浆水”。我家在村边有一亩水浇地，地里有两眼井，每次都是用两支辘辘拧水。我家因无男劳力，那天请了当庄两位乡邻帮助拧水，我和母亲在看水（我在地南头看水头，等水流到地头时，就招呼在北头的母亲将水流改到另一沟里）。当时日本军队经常出相公庄东门从村南大道路过。人们一面干活，一面警惕地望着相公庄东门，看有无日军的动静。我也在麦地里从齐眉高的麦芒梢上远远地盯着相公庄方向。眼看快晌午，有些闷热。听两位拧水的留爷、改爷在互相对话：“你看，相公庄东门出来一伙军队，不知是什么人？”另一人说：“前面刺刀上挂着‘膏药旗’（日本旗），肯定是鬼子兵”。“真得注意点，如果他们顺大路一直走，路过村南，没事，如果走小路奔咱庄来，得准备躲一躲”。这时两人便停止干活，一直瞅着西方。一会见日军队伍中分出几个人向北走去，以为是奔小路来本庄，便跟我说：“如果看见日本鬼子奔咱庄来，你和你娘赶紧往墓田北头躲一躲”。这时见那几个日本人向北进了“杀人墓田”（据说早年这里杀过人，故称“杀人墓田”），时间不大，那伙人又走出墓田追上队伍向东走去。很快相公庄出来许多人奔向“杀人墓田”，传来消息说：刚才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了一个人，年纪不大，是什么人不清楚。死者当即被就地掩埋。早年传说在这块墓地曾经杀过人，谁也没见过，现在大家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真的在此杀了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杀人墓田”。
　　以后每当想起日本军队在相公庄东门外杀死的这两个人，总觉得他俩一老一少，一南一北，仍守候在城门外，时不时地提醒人们：
　　“要警惕日本鬼子扔炸弹噢！”“绝不准日本强盗再来杀人啊！”
　　（五）日军频繁“扫荡”，时断时续念私塾
　　学校停办后，只好在家拾柴捡糞。不久，听说桑园庄有位翟先生开办家庭私塾，我们几个同学都拜到这位老先生的门下。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然后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谁知这种枯燥的读书生活，也常因日军“扫荡”而停课。因为我村离火车站日军据点约十里地，距北山游击队一、二十里，是日军“扫荡”常经之地。因此，上学不敢走大道；怕碰上日本鬼子，而是走小道，或穿过“青纱帐”到邻村上学。后来私塾老先生怕外村学生冒险来上学，出了危险不好负责，便劝我们等太平之后再来。这样又第二次辍学。
　　本村的学生家长怕耽误孩子读书，就决定请老师到本村办起私塾。由于日军“扫荡”频繁，外村的老师也不能常来。就这样，只有在局势稳定的空隙，时断时续地读完两年私塾。
　　在日军侵华时期，城市有人说：“中国之大竟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仅城市如此，乡村尤甚。可见，和平安定的生活，该是多么珍贵！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才是保障受教育权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起码的人权。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1939年，父亲得知我在家乡读书没有保障，便来信让我先跟亲友到哈尔滨，他到哈尔滨接我去宝清县。现在记忆中的日军在东北暴行有①在哈尔滨香坊区城门上，见过为“731部队”圈地的禁令布告。②“九一八”后，日军攻占宝清县城时，扔过两颗炸弹，第一颗就落在父亲住的房顶，幸未遇难，从此留下耳聋的后遗症。③宝清县修军用机场时，见过从关内被抓劳工的惨状。④宝清城外西山设有日本兵营，在城内有两处“慰安所”，是公开的日本妓院。后来随日军调往别处。⑤在密山开铁匠炉的乡邻张立金，突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诬为“私通江东”（指乌苏里江以东的苏联），惨死在狱中。这些情节，不想细说。以下重点说说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
　　
　　二、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
　　（一）极力灌输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
　　在日伪统治东北时期，学制分为小学6年（初小4年，称作“国民初级学校”；高小2年，称作“国民优级学校”），中学4年（不分初中高中），称作“国高”（“国民高等学校”的简称）。各级学校都要开设一门军国主义的政治课，即所谓“建国精神”，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策。鼓吹什么“八纮一宇”“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王道乐土”，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把国民教育牢牢拴在侵略战争的战车上，紧紧为其灭亡中国、独霸亚洲的军国主义战略计划服务。
　　各级学校每天上课前，要举行“朝会”。首先面朝东京，向“天皇遥拜”，接着再面向“新京”（长春），向“皇帝遥拜”，都必须弯腰行90度的“最敬礼”。接着教职员要到办公室内，由校长领读所谓“皇帝诏书”。后来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以后，竟然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搬到中国东北，到处建立“神社”，每周要举行朝拜仪式。为了表示“虔诚”，不准交头接耳，嘻笑打闹，必须保持立正姿势。并且要在警察宪特的严密监视之下，如看谁不够虔诚严肃，轻则打嘴巴，重则拉到一边予以“特殊训诫”。可是，每当日本和尚穿着奇特的服装，拍手“呜……噢……”念经时，总是令人发笑。我在“国高”时的同学，就曾因此被宪兵打过耳光。这种强制中国人民朝拜日本“神社”和“天皇”的做法，是一种深深伤害民族感情的最愚蠢的政策。
　　（二）强制学日语，为培植走卒“顺民”创造条件。
　　本来学一门外国语，多一种交际工具，是件好事。可是，在日军占领东北时期，强制人们学日语，却是一种殖民地的象征，是日本当局为在中国培植走卒“顺民”的重要步骤。那里自小学到大学，都要开设日语课，而且要求极为严格。日语不及格不能升级毕业。我初到东北时，因末学过日语，不能插班就读，必须降级补习日语。
　　开始时，学校的课程名称叫“日语”和“满语”（实是汉语）。后来为了淡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根据日本当局的意旨，将两门主课一律改称“国语”，后边再加括号，即“国语（日语）”和“国语（满语）”。当时有的老师就预感到，用不了多久，这个括号就会被删掉，日语就会成为唯一的“国语”，因为日本对待朝鲜人就是最好的例证。日本占领朝鲜后，强制朝鲜人学日语，不久一律改说日语，不准说朝鲜话。
　　（三）为了消灭民族意识，只准说是“满洲国人”，不准说是中国人
　　日本侵略者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强制东北地区的中国人一律必须自称是“满洲国人”，不准说是中国人，否则，就要按“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治罪。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恶毒手段，虽然对于年纪大的人不起什么作用，可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却起到蒙骗作用。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许多年龄较小的学生，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当大人们告诉他们真相后，才恍然大悟。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统治我国东北14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试看我国的台湾省，被日本统治了50年，在日本占据台湾时出生的李登辉自己承认他在22岁以前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的“皇民”，就是鲜明的铁证。今天在中国的台湾省，有些人仍在鼓吹什么“台湾独立”，就是过去日本人在台湾长期进行愚民教育所留余毒的反映。
　　（四）改史、删书
　　古人云：“亡其国，为先灭其史”，这在日伪统治时期也得到充分验证。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使东北人民忘掉祖国，不准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开始时，在“国高”的历史课本中有中国历史的内容。后来伪满“文教部”下令：只准讲“东洋史”（即以日本为主体的历史），不准讲中国历史，就是要使中国青年变成不懂祖国历史的“史盲”。因此，在“815”光复以后，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便查找阅读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或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这便为日后研究中国革命史及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打下初步的思想基础。
　　在日伪统治的后期，在“国高”原有的课本中，有些著名作家的进步作品，也被伪“文教部”下令删除，包括鲁迅的所有作品。甚至连日本进步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也在删除之列。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愈是宣布删除的，愈要引起人们的兴趣。总是想方设法尽量搜寻鲁迅的作品，放学后私自传读。
　　改动一字要罚款判刑。伪满的“文教部”下令，所有学校必须按课本讲授，不准改动一字，否则要受处罚。我记得在地理课本中，将长白山的支脉“完达山”错印成“安达山”。我曾问地理老师，“安达山”在哪里？地图上只有“完达山”，而且就在本县境内，是否课本印错了？老师说：有可能是印错了。但按照伪满“法律”规定不准改动，如改动一字，要处两个月徒刑并处20元罚金。可见，日本侵华期间法西斯文化专制之一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高”改为县立中学，继续就读。1946年东北陆续解放。1947年初，宝清县人民政府从中学里选派我们9人到佳木斯“合江师范”学习，从此走上新的学习道路。毕业回县在县政府和法院工作。1951年派往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司法干训班受训时，正赶上人大招生，便考入人大法律系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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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期的种种罪行，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参见2015年8月1日《光明日报》）。经验证明，向日本人民多做宣传工作很有必要。过去在我接触的日本法学代表和学生访华团，他们都想多了解一些日军侵华的具体史实。当我把上述事例讲给他们听后，他们认为我讲的事例是真实可信的，有的当场表示歉意，祝愿中日友谊长存，永不再战。
　　（作者系法学院离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