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沫之，女，1933年生，湖北省云梦县人。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就读于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后任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校刊编辑等职。1956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人大教授、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等，并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美国传记协会聘为顾问和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新闻通讯写作》《专业采访报道学》《新闻写作讲义》《新闻通讯作品选评》《跋涉者的足迹》等。1995年离休。

在北京东四环外一小区的家里，和86岁、已经离休20多年的劳沫之老师聊天，你很快会忘了她的年龄。个头矮小的她神采奕奕、谈锋稳键、反应迅速。访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看不出她有任何疲倦。她聊起1951年的汉阳县、1960年的朝阳公社、1964年的带队实习，聊新闻学院自己学生的德行际遇，还聊到爱人的画和儿女的学业。每一件事情都在历史发生的位置，散发着特别的光芒。

这位耄耋老人离休后爱好广泛，生活丰富多姿。她不仅喜欢看《新闻联播》，订阅《北京青年报》《老同志参考资料》，和时代最新信息同步；还会追热门电视剧、熬夜看女排女足联赛，绽放人生激情。聊起热门新闻如华为事件，她也旁征博引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美国太霸道了，5G技术因为领先不被接受。”

劳老师初心不改，笔耕不辍。从80岁开始，她重拾记忆，奋笔疾书，用三四年著就40万字的《跋涉者的足迹》，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事业拼搏、教书育人、心灵感悟以及家国之情融入字里行间。那是一个坚毅女性的生命印记，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跃然纸上，折射出国家奋发图强的历程。

儿时正逢战火纷飞，东躲西藏；武昌求学，经历锤炼。1949年，16岁的她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她亲历了那个时代的各个运动：土改、反右、大跃进等，她投入了青年人的忠诚和热情，也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她写作时找到了1951年那本珍贵的“土改日记”，其中，忠实记录了那个改天换地的工作。她当时面对了生活考验、生死考验。她琢磨着如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同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通过“诉苦会”了解贫下中农的心声。“在八村工作期间，我不知召开了多少小型群众会，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会议都在晚上召开，有时一直开到深夜。”

中国人民大学是她人生光泽的汇聚地。她在新闻系毕业留校后，对教育事业投入全部心血，孜孜教学、诲人不倦。她会为学生的一个好作品而激动，会因自己在课堂上说错一个字而耿耿于怀。她有幸听过新闻界翘楚安岗、邓拓等人的当面授课，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桃李天下。她教过的学生很多成为新闻界的砥柱栋梁，如《人民日报》前副总编保育钧、《深圳特区报》前总编辑陈锡添等。[1]

劳老师还与和我们一同来访的周小普老师共同回忆了当年她授课时的细节。周老师清晰记得当年在做劳老师课堂作业时，到工厂采访写作的情景，那样的训练让她和同学们受益终生。

对于自己30多年的教书历程，她总结为五点：对学生循循善诱，耐心施教，热诚相助；做学生信赖的知心朋友；爱才、荐才、惜才；教学相长，从学生的成功经验中汲取营养；为学生的杰出成就骄傲。朴素的言语中蕴含着她为人师表的深刻道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处业界领先，得益于如劳老师这样的师者传承。

当下，新媒体时代扑面而来，快速更迭的信息技术给新闻界带来了全面挑战。对此劳老师也有自己的思考：“新闻教育要与时俱进，不能局限于纸质，要满足青年人的需求，支持新的东西。一些网络转帖捕风捉影，不反应人民诉求，没有社会责任感，值得警惕。”在劳老师看来，基本的新闻原则如真实性、准确性等，是要坚持不懈的。她还特别强调新闻要和现实紧密结合，要到第一线捕捉生动的细节，为受众提供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资料。

劳老师不但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也培养了优秀的儿女。儿子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毕业后去了美国微软公司；女儿到澳洲读书深造并成家立业。然而，她把儿女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的老师。“虽然我在大学讲授新闻采访和写作课，批阅了无数学生的作业，但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没有精力指导兄妹二人的写作，颇感遗憾。因此，衷心感谢学校老师对他们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

她说，自己当年搬家，遗失了孩子的日记，为此深深自责。在《跋涉者的足迹》一书中，她用大量笔墨展现了她孩子老师们的工作。她认为这些内容无论是对在小学、中学亦或大学任教的教师，以及当今在各级学校就读的学子，都会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劳老师曾罹患压缩性骨折，遭受疾病困扰，但她积极乐观，享受生活。她清楚地记得画家丈夫姚治华每幅作品的创作经过；离休后，她陪同丈夫到名山胜水去写生，到美国、日本去办画展。正如劳老师在《跋涉者的足迹》自序里写的：“或学写作，或学耕耘，或学做事，或学做人，时而举步维艰，时而如履薄冰，时而负重爬行，时而健步如飞。”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体察到社会的千姿百态；劳先生依旧充满着让人触动的生命热情，衰老和磨难在她的身后就像花坛或喷泉一样，只是一个留影的背景。

劳老师和人谈话时，永远认认真真地看着对方，而你绝不会紧张、走神。你会觉得自己的每一个微小的反应、一点小心思、一个不经意的微笑，都会被完整地传输到她的数据终端，被充分有效地处理。这种气氛让人自在。她谈话中的每个年代我们都不曾经历，每个事件都无缘参与，但她说的每一件事，都好像在说我们自己。身为人师，这实在是一种天赋。和劳老师的交谈无疑让人感觉愉悦与安稳，真正的高山从不让人仰止，而是让你更想到达。

劳老师说她最喜欢阅读杨绛的著作：“我喜爱她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文笔隽永，饱含哲理和睿智；我更敬佩她的坚强和执着精神。她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五六十岁自学西班牙文，年届103岁时仍笔耕不辍。”在杨绛精神的激励下，她开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现在还在筹划一本新的文集。“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想要干的事情做起来”，这种坚定也写在《跋涉者的足迹》自序中：“只要一息尚存，我将一往情深，继续向前跋涉。”

临走时，劳老师很郑重地递给我们三页手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写<跋涉者的足迹>一书》，密密麻麻又秀气刚健的钢笔字，写着“这本书有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70周年。正好借这本著作向祖国母亲汇报我的工作历程，也为我86岁的人生做个小结。”

作者：刘楠、陈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