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鲍泽蕙，字郑民，1905年出生于山东周村。外婆名字中的“蕙”，是兰草的一种，相传为古郑国人所喜爱，外婆既取“郑民”为字，想来她的先祖应为古代郑国人。在我的心中，我的外婆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女性，是一位对祖国，对我们中华民族忠贞不渝的女性。
　　外婆出生6个月即丧母，她的爷爷奶奶怕她受继母虐待，便亲自抚养她。外婆的爷爷晚年信奉基督教，因受西方文化影响，并没有给她缠足，且让她读书。外婆的父亲对她也是倍加疼爱、重点培养，先让她入私塾读书，而后又送至新式学堂就学。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外婆从少年时代就步入到新女性的行列。
　　外婆聪慧好学，从学堂毕业后考入了济南山东第一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她以良好的品德和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经校长推荐，先后在金县、泰安等地的名校任小学老师，成家以后随家庭迁往青岛一所名校任教。恰逢青岛胶济铁路局招聘女职员，外婆凭自己的学识前往应聘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就此改行当了会计，当时的生活算是宽裕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铁路局得到全体人员迁往后方的命令。其时，外婆已然是五个子女的母亲，最大的8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中，孩子的拖累使外婆难以随迁，但眼见青岛即将沦陷 ，她决心不为日本人工作，也决不让自己的儿女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于是毅然带着五个儿女到高密农村一位朋友家暂避日寇。原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一家人可再回青岛，所以临行时只带了几个人的随身衣物，谁知战争一打就是8年。
　　外婆一人拉扯五个儿女在农村度日，缺钱少粮，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日本人曾经动员她做小学校长，她以孩子多脱不开身为托词拒绝了，然而她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却从不曾放弃。外婆教儿女们读书识字，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与帮助下，在村里办起了识字班，给村里的妇女扫盲，乡里乡亲的孩子甚至各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跟着学，外婆也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因村里的妇女大抵没有文化基础，外婆上课时只能采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给大家讲历史、讲地理……那时外婆讲得最多的就是“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等中国古代的爱国故事，也给大家讲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真相，给大家心中播撒下反对日本侵略，决不当亡国奴的种子。外婆的扫盲工作受到当时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地方政权）领导的书信表扬。
　　时针转到了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践踏着中国的农村，外婆和孩子们的生活就更是雪上加霜。外婆整日里担惊受怕，还要考虑几个孩子因年龄的增长，应该接受正规教育的问题，高密乡已然不可久留，就决定带着五个孩子投奔正在兰州工作的丈夫。临行前，她带着孩子们先回周村老家做安排，典卖家产筹措旅费，亲友们劝她留下教书以养家糊口，可外婆不甘在沦陷区做亡国奴，谢绝了大家的劝留，带着孩子踏上了艰辛、危险又漫长的逃难之路。刚启程时还乘了一段火车，铁路被日本鬼子炸毁了，就只好碰上什么车坐什么车。一路上，马车、牛车、甚至架子车、独轮车都成了逃难的交通工具。走走歇歇，风餐露宿，饥一顿、渴一回，还要不时遭受鬼子、汉奸、土匪的骚扰、敲诈、惊吓。在兵荒马乱、交通不便的战争年代，只身一人出行都异常艰苦，更何况外婆一个女人带着5个子女呢？最大的孩子不过13岁，最小的孩子还不满5岁。但外婆凭借其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踏着漫漫的黄尘，从周村经由济南、徐州、蚌埠、界首、洛阳、潼关、西安、华家岺，穿过了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省份，历经5个月终于到达了甘肃兰州，使几个儿女免于当亡国奴的厄运。
　　抵达兰州后不久，外婆即考入西北公路局财务处工作。1943年，西北公路局组织观看话剧《重庆24小时》，并号召大家写读后感。该剧表现在日寇敌机的狂轰乱炸下，重庆屹立不倒的精神 。在几百篇作品中，外婆所写的读后感荣获第一名。
　　外婆的爱好也很广泛，她粗通国画，毛笔字写得漂亮，也会吹箫、弹风琴、弹钢琴等。外婆忙里偷闲的时候就给子女们吹箫：《木兰从军》《苏武牧羊》《满江红》……箫声悲怆，曲调苍凉。那箫声曾经飘荡在抗日烽火燃烧的胶东平原上，曾经引领她的5个子女在艰难的岁月中成长为新中国的有用之才。
　　外婆的箫声也留存在我孩提的记忆中，从幽咽的曲调中，我学习理解到花木兰、苏武、岳飞等古人的爱国情操。以至于我去贝加尔湖旅游时会去“寻找苏武牧羊的北海”。
　　1991年的中秋节我是在日本度过的，其时我在那儿做访问学者。“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晚的夜空十分晴朗，望着皎洁的月亮，天际边好像传来了久违的外婆的箫声，我觉得那是外婆在提醒我、告诫我。我心里默默地告诉外婆：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国的，我会永远记住自己是炎黄子孙，要忠诚于自己的祖国。
　　外婆是一位平凡的中国女性，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她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拼搏厮杀，但是她用柔弱的身躯，用“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为子女们撑起一片不甘外侮誓做华夏儿女的蓝天。外婆56岁辞世，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她对祖国、对子女的大爱是无尽的，正像她的名字，泽庇子孙、兰蕙留香。                                        
　　（作者钟亚平系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