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史钩沉

关于《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一书的出版风波

陈维雄

196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一书。这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的统计资料室编的，是从毛主席著作中摘录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编成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调查研究的重要性。2、调查研究的任务是要找出事物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导向。3、调查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书共23000字，大32开版本，1½印张，定价：0.15元。由于这本书只供学校教学用，第一版只印了1000多册，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在会上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着全会精神的传达和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思想的热潮，各地纷纷要求学习这本书，希望新华书店向出版社提出重印。新华书店向出版社提出要重印100000册，接着又提出重印100000册，到1961年3月，共重印了5次，印数达500000册。为了扩大这本书的宣传，我们出版社于1961年4月12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出版消息。这一天正好是中央理论领导小组开会，胡锡奎副校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人民日报送到会场时，康生发现了这个出版消息，很生气。当时就责问胡锡奎同志，你们怎么搞得，为什么在报上刊登这个消息。他说苏共现在正在攻击我们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你们登了这个广告，这不正好给他们（苏共）提供了借口。当时胡校长并不了解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所以当天下午理论小组会议散会后，胡锡奎同志没有回西郊（人大本部），直接到拈花寺（出版社旧址）找我，讲述了当天康生的指责，并问我这本书出版和登广告的情况。我向他做了汇报。胡锡奎同志当时就决定，停印、停售这本书，要我做好准备，在党委会上做检查。当时我思想很紧张，因为这不是小事，是政治上的严重问题。那天开党委会之前，当时的学校教务长马季孔同志悄悄地安慰我说，不要紧张，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在党委会上，我讲了这本书的出版和刊登出版消息的情况，然后就检查自己的两个错误：一是政治觉悟低，对反修大局考虑不够；二是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对出版和刊登出版消息事先没有请示党委，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请求党委给我处分。接下来的讨论，同志们对这本书的内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有同志说，本书编者的署名太低了，至少也应用党委宣传部的名义来编。会上党委领导让我写成书面报告交党委，后经胡锡奎同志修改后用他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

过了一段时间，在党委会上传达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一书的出版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这本书的出版是可以的，现在纸张紧张，不要印那么多。至此，《毛泽东论调查研究》一书的出版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党委也没有给我什么处分。但是这场风波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我深深地感到：出版无小事，事事要认真。

附《人民日报》1961年4月12日第八版刊登出版消息。

(作者陈维雄原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今年已百岁高龄，文章作于2019年6月)